房策應聚焦於解決住屋而非置業問題

協助有需要的居民解決住屋問題，是政府房屋政策的主要目的，務求令居民“居有其所，安居樂業”。因此，一切有關公共房屋法例的訂定，理所當然就應該以“解決住屋問題”這個房策目的作為基礎。 

經立法會全體會議通過的《經屋法》於2011年開始生效。由於本澳缺乏土地資源，當時在立法過程中必須思考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令有限的經屋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尤其應該最先照顧有實際住屋需要的居民。建基於這點精神，《經屋法》第十六條的內容就規定了經屋申請設有收入的上下限制。符合補充法規訂定的限額者，方有申請的資格。此舉是為了令有限的資源得以有效落實到有實際需求的居民之上，同時體現“解決住屋問題”的房策目的。 

政府有關部門近年鞠躬盡瘁，建成了公屋單位超過一萬九千個。然而數量再多，總是有個限制。試想像假如經屋申請不設收入上限，所有澳門居民，無論貧者富者都可以購買。那麼一些明明有能力購買私人樓宇的居民，可能受到經屋價格的吸引，加入經屋的輪候行列。於是部份單位勢將流向一些只有購買意欲，而無住屋需要的人之上。真正有需要的居民，機會反而被分薄，或者被延誤了上樓的時機。如果貧者富者的購買機會均等，有真正需要的人就得不到保障，試問政府如何向他們負責？經濟房屋亦失去了它的意義。 

經屋申請者收入設有上下限的條文，是在當年《經屋法》細則性表決時，獲得絕大部份的議員贊成而通過的。說明設立收入限制的理據，是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日前在施政方針辯論會議上，房屋局官員提供了一些近期經屋的上樓數據。除了永寧大廈和湖畔大廈有較高的入住率之外，其他經屋的入住率都不足五成，最低的甚至只得一成。入住率偏低的情況，反映一些有購買意欲而無入住迫切性的購買者已經存在於輪候隊伍，佔據了其他有實際需求人士的位置。既然如此，在現階段更加看不到有取消經屋收入上限的必要。

有人質疑澳門的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指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見成效。事實是否如此，統計數字可以證明。現時居於自置物業的居民有八成之多，這個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成效。另一方面，截至2013年十月，本澳居民存款總額有四千三百六十多億元。對比2002年的九百七十億，十一年之間增加了三倍半。如此狀況之下，“澳門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之說又怎能夠成立？只不過可能連這些客觀數字，都會被主觀人士所質疑。但是最奇怪的是，日前運輸工務範疇的施政辯論會上，經屋供應成為了最熱門的議題。但對於真正協助貧困戶解決住屋困難的社屋供應問題，反而甚少有人提及。部份基層居民缺乏積蓄，不敢奢求置業，只望有片瓦遮頭，他們才是真正有住屋迫切需要的人群。但是議員最關心的，竟然只是有餘力買樓的人士，實在令人相當費解。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都不要忘記公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解決住屋問題，不是置業問題。公共資源必須首先向弱勢社群投放。因此，對社屋的建設，無論數量的增加或條件上的優化，也必須放在考慮的最前列。

《2014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摘要

擺脫依賴‧自我強化

博彩旅遊業興旺澳門十年，造就了現時的經濟優勢。有了這個基礎，只要澳門人願意力爭上游，特別是年青人肯努力上進，澳門的長遠發展應該是樂觀的。相反，假如年青人全面依賴著就業方面的保護政策而變得消極散漫，那麼所謂澳門未來的棟樑，還有甚麼承擔力可言？前人的辛苦建設，說不定終有一天會消失於無形。

澳門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2%左右，即使學歷不高，要找到一份工資還高過收入中位數的職業都不會太難，例如莊荷。因此在就業問題上，澳門人某程度上是幸運的。換了在其他經濟較弱的地方，只要學歷和知識稍低，很容易就成為待業的一群。於是，本地有些年青人認為這份幸運值得長久依靠。曾經有大量的中學生中途停學，為的就是投向莊荷這門高薪職業。支持莊荷職位應該百份百留給本地居民的人，似乎認為這種現象並無問題，實在令人費解。

近年社會很流行一個詞，叫作“向上流動”，人人對此趨之若鶩。但有部份年青人爭取向上流動，則用錯了方法。第一，為了揾快錢而輟學，是典型自我斷送向上流動機會的行為。第二，苦苦捍衛著基層的職位，不讓外僱去做。本來，莊荷收入較好，頗適合中壯年人士擔任，藉此尋求穩定的生活。可惜最近所見所聞，大批年青人要求政府作出政策的承諾，甚至要求政府立法規管。年紀輕輕本來正好爭取時間參與培訓，透過提升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加強自我的就業條件，但偏偏捨本逐末，眷戀著保護政策，而且越來越依賴。莊荷職位全部留給本地人，難免吸引到更多年青人入行。做得好當然有機會升職加薪，即是向上流動。但是職位的結構總是呈金字塔形態。換句話說，基層人數越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只會越少，結果就是弄巧反拙。

沒有一個行業能夠保証歷久不衰，博彩業長遠也一樣有風險。最近大批莊荷從業員不惜透過各種方式，高姿態要求政府立法禁入外僱莊荷，由此而得知，政策的保護對他們是多麼的重要！只顧眼前一時之利，是福是禍，不言而喻。有見及此，我建議年青人倒不如將態度轉為積極，從自己做起，爭取每個自我增值的機會，強化就業與生存的條件。就算將來要面對經濟逆境，承受能力都比別人大，機會也比別人多。澳門的長遠發展，畢竟不能夠集中依靠某一個行業的人力資源，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年青人今天努力尋求不同的出路，將來澳門的整體人資素質必然能夠提高，而繁榮的經濟，亦得以惠及下一代。

求穩定‧謀發展

澳門在2012年落實了政制發展的工作，本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結構，就是由此而制定。因此在今天的會議席上，喜見一張張的新面孔，朝氣蓬勃。議員人數有所增加，意味著立法會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新舊議員濟濟一堂，定能為本屆議會帶來了一番新氣象。

在過去十數年間，澳門曾經經歷過GDP負增長的低迷困境，然後又走到今天市道興旺的時代。這段日子以來，無論景氣是好是壞，每屆立法會的商界議員人數比例，其實從來未曾少過。當中原因亦很容易理解，因為澳門的經濟起點本來就不高，但是政治及社會環境，卻是相對穩定。經濟和民生從來都是不能夠分割的，要令市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促進經濟的任務就應當放在最前列的位置。議會中的商界人士佔有一定高的比例，此狀況能夠維持這麼長的日子，說明了它的價值和認受性。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今日澳門的經濟真正取得了極大的進步。整體就業情況與居民收入中位數大為改善，失業率降至2%以下，收入中位數由回歸前的不足五千元，上升至去年的一萬一千多元。同時，政府也有充份條件改善民生，以及加強各種根源性、長期性的投資，例如基建、教育等。經濟好就會帶動民生，著力於經濟的籌劃，將可以成就實際的效益。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充分顯示居民追求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決心，也是居民心中所想。

儘管如此，仍有人擔心今屆立法會中，具商界背景的議員過多，會削弱了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功能。這種憂慮其實並無必要。商界議員是一種身份，監督政府是一種工作，兩者並無衝突。直選議員中有不少是份屬連任的商界人士，他們正是憑著過去在議會中的良好表現，才得到選民寄予信心而嬴得選票。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屆的商界議員來自不同的行業板塊。除了製造業、出入口、金融、建築、工程等傳統行業之外，又有博彩、旅遊、飲食、會展、零售服務、物流等產業。加上所涉及的各種周邊行業，正好配合澳門推動產業多元的長期目標。議員的代表性廣泛，各自出謀獻策，保障澳門的繁榮，再進一步改善民生，鞏固基礎，以迎接未來的發展。

        歸根究底，無論來自任何界別背景、透過任何一種方式產生，立法議員其實只有一種，就是為整個地區及居民創造福祉，以整體及長遠發展的目標來議政立法的人。抱著這種態度，努力服務澳門的每一位議員，都是值得肯定的。

莫讓缺德歪風染污澳門

在6月30日的遊行之後，有份參與遊行的立法議員，批評警方當日封鎖通往主教山道路的措施，令到巴士無法通行，影響巴士內的居民，是妨礙公眾利益的舉動。但另一方面，此人每次的遊行，到了接近政府總部時，都不肯依照警方的指示在行人路上行走。而事實上，該處的行人路就如馬路一樣的寬敞。此人無視政府總部對面同樣設有巴士站，如果在馬路上遊行，居民便無法上落車。難道影響了這條巴士線的搭客和住在附近的居民，就不算是妨礙公眾利益嗎？此人對別人嚴厲，對自己寛容，其處事之雙重標準，令人“歎為觀止”。

在當日的遊行，以及之後的主教山集會中，參與人士還有更加離譜的舉動。有人將一位官員的肖像放置在自製的祭壇上，部份人甚至面向祭壇鞠躬。中國人有根深蒂固的禮教傳統，對生死問題特別忌諱。在我們的社會裡，詛咒別人已經是缺德至極的行為，何況向著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拜祭，屬於最惡毒的一種詛咒和侮辱。不管這一位官員有做錯或無做錯，大錯還是小錯，無論如何也罪不致死吧？有無必要做得這麼過份？

很遺憾，帶頭詛咒的人，全部都是當今澳門的知識份子，當中包括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有時事評論員、有學校教師、還有大學教授。如果他們不是病態的心理扭曲，就是心腸歹毒。受過高等教育卻如此缺德，簡直就是讀枉書，浪費教育資源。至於多位不知所謂的教師，我為了一眾在他們教導之下的學子，感到非常痛心；為了聘用這群缺德者的學校，感到非常羞恥。須知道，教師乃學生的榜樣。老師行為不端，學生很容易有樣學樣。這群人的所為不配為人師表，令澳門整個教育界蒙羞。如此行為，實在非常可恥。

表達意見是合理的，遊行亦是合法的，但必須要注意採用的手法。澳門人一向善良厚道，我衷心希望這些為求出位不擇手段、無聊而損人利己的風氣停止蔓延，不要讓它污染了澳門的社會。

儲備潛力產業人才，邁向適度多元經濟。

多年以來，澳門的政商界針對現時對博彩業單一依賴的經濟狀況經常表示擔憂，認為此狀況若不作改善，將不利於維持澳門整個經濟體系的穩定性。與此同時，中央領導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態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以及提醒澳門要把制約發展的問題研究好。在本澳的經濟範疇當中，推動多元產業發展可謂一件頭號迫切的工作。然而，這項工作長期以來都沒有顯注的進展，原因究竟是甚麼？

慎防民粹主義入侵澳門

立法議員在議會內的發言受到《議事規則》的保障，可以不受法律追究。但基於個人的操守以及對社會應有的承擔，議員的發言還是必須有事實根據，謹慎負責，避免以偏概全而誤導公眾。立法會全體會議最近討論了多個法案，在討論的過程中聽過一些不實之言、一些偏頗之論，從中反映出的現象和問題，頗值得公眾思考。例如，在討論關於公務員調整薪酬的法案時，有人指出“回歸至今，公務員損失了百分之7.77的購買力”。另外，在討論一個關於路環一幅地的使用規定提案時，有人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年前訪問澳門時曾經說過“將路環作為生態保護區”，更加借此而發出“最高指示誰敢反對？誰敢反中央？”諸如此類的質問。

上述言詞，各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說公務員的薪酬，根據統計局的資料，用作計算通脹率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1999年是85.32，2012年是117.04，顯示此期間的累積通脹為37.18%。公務員薪酬同樣有數得計，從1999年至2013年剛剛通過了的加薪幅度，累積計算增加了40%，已經超過了同期的累積通脹。議員說“公務員從回歸至今損失了7.77%的購買力”，未知是否因為忽略了期間有幾年澳門是經歷過通縮的事實。但是這樣隨口一說，公眾很可能就信以為真，而公務員的士氣，亦無端被打擊了。另外關於路環保育的問題，同事所提到的相信是習近平主席在2009年1月那一次的訪澳行程中說過的話。同事這麼重視領導人的訓示，多年來都放在心上，本人實在很欣賞。而事實上，在同一次的行程中，習近平主席對澳門傳遞了多方面的訊息，保育路環只是其中一方面。主席特別強調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澳門事務，共同維護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這一點主張，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更早之前的十七大報告中，同樣提出過。對於這麼重要的“最高指示”，不知道有關同事又有沒有重視過？有沒有做過背道而馳的事？以一副“告狀”的姿態向外界抹黑澳門，引導外界對澳門的事務指手劃腳，顯然是有人對領導人的訊息採取選擇性接收的態度，這並不是作為社會榜樣的議員所應該做的事。

捍衛澳門的大局利益和長遠福祉，是立法議員的本份。可惜常見的是有人一心向特定的界別交待，為了討好個體而忽略大局，為博一時掌聲而不顧長遠。有人專門炒作不合理的情緒化訴求議題，對政府工作吹毛求疵，把居民與政府推向對立面之上，這些都是非理性的表現，亦顯示民粹主義的思想可能已經滲入澳門。今年五月一號本澳有團體組織遊行，大部份遊行隊伍都是一如過往的和平克制，順利完成表達訴求的行動。唯獨是其中一個團體，對於自己一大群人堅持走出南灣湖景大馬路的車道，影響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意圖完全不覺得有錯，反而指責維持秩序的警方，不應該阻止他們霸佔馬路的自私行為。真是民粹當道，歪理泛濫。其實如果目的單純，遊行遞信為甚麼一定要走出馬路？在同樣寛敞的行人路，也不會影響遊行人士的集會權。當然，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那天在場的目擊者都見到這班人其實帶備了食物，席地而坐，一派悠然自得的野餐模樣和警方對峙，根本就是有備而來。至於和有關團體關係密切的議員，當然亦有到場“鼓與呼”。

直選議員心繫選票，本來無可厚非，但應該取之有道。為了爭取選票而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實在有違直選制度的初衷，難以向選民交待。特別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有關民生福利的問題很容易被人把持作為政治工具，導致民粹抬頭，危害甚大，政府和社會都必須特別提防。

設立審議辯論機制勢不可行

在上次的全體會議中，有議員提出行政長官應該在法制層面設立機制，使政府得以依法依章，把重大公共工程立項預算及相關調整或超支，提交立法會進行公開辯論。問題是，既然“有法有章”，就必須要求內容明確，設定政府要提交立法會進行辯論的議題。而這些議題，理所當然是以《基本法》與《議事規則》的規定作為根據，即是公共利益問題。然而，能夠稱之為“重大公共利益決策”的，又何止是工程立項預算？所謂民生無小事，政府每一個政策，都是牽涉到千家萬戶的公共事務。不論財政上的各項開支，巴士路線的規劃，以至垃圾桶的擺放，總之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哪一件不是民生大事？哪一件不涉及公共利益？如果無法為公共利益立下定義，政府直接將每個問題都提交到立法會進行辯論，立法會變相參與了行政決策。試想像，到時不單祇全體議員將要不眠不休地開辯論會，而且議題所涉的行政程序將要通通被拖延，導致政府無法急民之所急。更甚者，立法會變相參與行政決策，行政立法兩個機關的角色將會產生混淆，令兩邊的職能同時被擾亂。

根據《議事規則》第一百三十六條，辯論會議可由政府提出，亦可由議員提出。由於公共利益的範圍牽涉太廣，由政府建立機制，逐項問題提交到立法會辯論，此做法勢必不可行。為了促使立法會行使召開辯論會的職權，立法會實應作為主動的一方，議員就其認為有辯論需要的議題，按規定程序召開辯論會議。事實上，現時立法會的三個跟進委員會，已經成為了政府與立法會就重大議題作出溝通的主要機制之一。去年的巴士加價、前年的輕軌造價估算調整，政府代表都與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跟進委員會開過會作介紹。行政當局在年中亦有向公共財政跟進委員會介紹預算的中期執行情況。近期，政府與土地委員會正就橫琴澳大新校區的超支情況開會討論。其實只要更好地利用三個跟進委員會，進一步加強與政府的溝通，此舉無論如何都比政府另外設立機制，將所有公共利益問題送交立法會辯論的做法更合理，更可行，而且更具實際效益。

從澳門特區十三年來的成長談政通與人和

新的一年到來，我祝大家有一個好的開始，並祝澳門繼續繁榮興盛，每位市民安居樂業。

澳人治澳的實施，轉眼間已有13年之久。稍作回顧，99年前後的澳門百廢待興。賭權開放政策是回歸初期最大的一件事，對經濟及社會均影響深遠。站在政府的角度，這更加是一項需要極大的氣魄和決心方可完成的龐大工程。當年的新政府勇於嘗試，目的只是為了造福澳門市民，振興經濟。後來，各方面的發展果然漸入佳景，澳門繼續力爭上游，先後參與及完成了不少大型項目。除本地項目之外，有部份更加是澳門歷史上首度參與的國際性事務活動，例如主辦東亞運動會、申請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上海世博會設立展館等。這些工作，連前任澳葡政府都是零經驗。一切從無到有，每次都是新的挑戰、新的經驗；而且整體來說，結果都是成功的。縱使過程中有未盡完善之處，也應可作為寶貴的養份，促使下一次做得更好。這些經歷與磨練，不單祇屬於政府這個執行實體，而是屬於整個澳門，給五十多萬澳門市民留下的重要發展印記。

13年後的今日再看澳門，整體環境變化很大。GDP已經超越香港，失業率降至1.9%的超低水平，普遍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力亦大增。政府有豐厚的財政收入，有能力改善社會和民生建設，因而我們的城市面貎越來越趨向現代化，居民生活素質得到提升。這幾年通脹肆虐，政府頻頻出招，每每加大紓困力度，向澳門居民，特別是弱勢群體實行現金分享及資金補助，在住屋、社保、教育、交通、醫療等各個民生範疇都提供了照顧周全、人人受惠的福利津貼。每位澳門居民都擁有一個“中央儲蓄戶口”，戶口建立至今，還是得到政府的年年注資；年輕人享有十五年的免費教育，長者享有三千元一個月的養老金。特別是今年每位長者所收取到的各項福利金，為數達到六萬元之多。凡此種種，作為一個奉行低稅制的地區，不知道還有哪個地方可以做得到。

最近從某個團體所作的民意調查報告中發現，市民對第三屆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評分，都正在逐步遞升，分別由2010年的57.5分和53.4分，增加至現時的63.5分和64分，這就是民意對政府工作的回應。剛過去的回歸紀念日，有團體照例舉辦和呼籲遊行，但最近幾年的遊行人數已漸趨冷清。一些遊行中常見，且與事實不符的標語，已經淪為少數人的政治口號，市場日見萎縮。種種現象，足見居民對政府管治下的澳門生活情況，是越來越有認同感。

此所以經常強調和諧社會的重要性。要達到政通人和，政府和市民雙方都有責任。優越的社會福利，無疑來自經濟繁榮所產生的財政收入；而經濟繁榮，又必須建基於穩定的政治環境。假如社會爭拗不斷，吵鬧不休，政府難有餘力發展經濟，更加無暇計劃這麼照顧周全的福利制度。眼見其他地區矛盾不斷，吵罵不絕，當地政府動輒得咎，舉步維艱，社會充滿怨氣，相信澳門人不會願意走同樣的路。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縱觀目前本澳社會，無論包容的意識與及知足的民風，都有逐漸流失的趨勢。假如任由這種氣氛擴散，澳門這個美麗的家園，不久就會不復從前。官民雙方有齊心一致的意向，遠離憎恨，從心體諒，才可成就大事，保障長遠的順利發展。期望澳門人真正明白到今日之成果，確實得來不易，要時刻保持感恩惜福的心態，並致力維護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方能繼續分享繁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