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外僱補人資強化競爭力

本澳的勞動市場持續緊張。2013年的全年失業率是1.8%，稱得上是無可再低的水平。正如金融管理局所發表的最新研究季報指出：“基於新增職位速度超越勞動力供應增長，失業率已連續15個季度徘徊在3%以下”。人資短缺問題，多年來困擾著中小企業的經營，制約著澳門的健康發展。儘管企業界與不少學者均認為增加輸入外僱是較有效的短期良策，但政府的外勞政策仍然受到勞工界的不斷施壓，不少中小微企的人手不足的苦況，始終未能改善。

部分人士對外僱存有誤解，認為外僱正在削弱澳門本地人的就職機會，影響本地人的議價能力，與本地人爭奪向上流動的機會。但綜觀十年來本澳的經濟狀況和勞動市場環境，足以證明以上的憂慮不過是以偏概全。

先說就職機會，今日澳門的就職機會根本就是供過於求。外僱數目之所以能夠超越13萬人這麼多，原因是澳門經濟騰飛十年期間，創造了大量的新職位。而這些職位，特別是基層的職位，企業難以找到足夠而具有基本穩定性的本地工人填補。否則，相信很多企業也不情願經歷繁複的聘請程序，山長水遠請個外僱來填補職位。不單祇工資成本相約，還要承擔隔山買牛的風險。

再說向上流動，正因為目前大部分的基層職位都是由外僱擔任，本地工人才有更多向上流動，升職加薪的機會。澳門的失業人口為6,800人，即使他們每一位都適合而又願意投入勞動市場，相對於十三萬個外僱職位，都不過是杯水車薪，遠遠不足以支撐本澳的經濟量，更加談不上成就這$15,000的入息中位數，與及逐年增長的GDP。至於議價能力，由於勞動力不斷呈現短缺，支持本地僱員的工資收入不斷上升，何來影響？

總結以上各方面的情況，可見外僱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應當得到正面的評價。本地工薪階層的就職機會與議價能力，無疑是最重要的關注點。要達到這些目標，應透過自身付出努力，強化工作能力和態度來提升競爭力，如此方為積極良策，而非歸責於外僱因素。

上文提到的研究報告還指出，“澳門明顯面臨一些供應方面﹝包括勞工和土地﹞的制約，可能在中期內阻礙特區的經濟增長”。報告並且認為，行將建立的人材長效機制長遠有助擴大澳門的生產能力。而短期政策則只有透過輸入外勞、基建投資和區域合作，才能擴大澳門的總合供應。的而且確，以服務業為主的澳門必須具有足夠的人資數量，才能保證服務質素，有助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除此以外，更需要不同工種的人員齊備，才有條件促進產業的適度多元化。比如說職業司機如果不夠，物流業的發展必然會受到被制約，更加無從為本地工人增加職位。

輸入外僱的總體意義重大，包括司機、莊荷這些工種的勞動政策何去何從，都應該重新審度和規劃。這個問題已經不單止停留在保護不保護的爭拗層次，而是關係到澳門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正視 。

正面看待造福居民的政策

相對於本澳包括離島在內的其他地區，氹仔北區一帶仍處於發展滯後的狀態。其實早在1995年澳葡政府時代，“氹仔北區都市化計劃”已經獲得批核。惟區內土地業權結構較複雜，亦存在著治安、衛生等多種環境問題。當中一些私有土地，因為這些原因，至今仍然處於閒置狀態，形成整治建設進程中的一大障礙，這個規劃因而停滯不前。

政府最近公布將會推出“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其中一大用意是消除障礙，使整治工程得以順利進行，怎知卻惹來“偷步”的揣測。正如上文所說，這個並非突然空降的新計劃。一個已經獲批核了十九年的計劃，就算不修訂也可以動工，“偷步”這個指控又怎說得通？如今此計劃得到修訂、優化，居民樂見其成，實不應該妄加罪名打擊政府，擾亂公眾視聽。

澳門近年人口增加，社會急劇發展；同時，居民對於生活品質，例如社區便利性等的要求也越來越殷切。在此情況之下，政府開發更多的土地供應量，建設更完善的社區，是順應民情之舉。行將推出的“氹仔北區都市化整治計劃修訂”，究其內容，相信是政府研究了原來計劃多年來成效不彰的問題所在，掌握了改善的方法，以及令規劃更適合現今社會所需而制訂的。從資料所見，土地的規劃集合了非工業、教育設施、社會設施、公共設施、公園、綠化休憩、以及需求最熾熱的公共房屋等用途，能迎合居民生活上多方面所需，而且也設有道路交通作為配套。對於私人業權的問題，亦提出了解決的方法，使私人財產和居民利益兩方面都得到保障。此法可鼓勵業權人更願意配合政府的方案，令計劃一體化順利落實。此外，規劃的目標還包括改善區內的治安、衛生、水浸等問題，居民對此寄予了厚望。

今次政府將整個規劃的資料公開，是增加施政透明度的體現。但是，一些人卻糾纏於時機問題，認為政府提早在《土地法》和《城規法》生效之前推出，有利益輸送之嫌。按照反對派的一貫作風，如果政府不將規劃檢討修訂，就叫做“行政不作為”；檢討修訂了，就叫做“利益輸送”。近年，每當政府推出政策，有些人都一概施以陰謀論，這個現象幾近成為澳門社會的常態。在理據和証據均缺乏的情況之下，將個人的揣測當作事實，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還會導致社會矛盾，延誤政策的施行。事實上有不少居民對修訂計劃都表示贊成，這些意見主要認為規劃能夠優化氹仔北區的生活環境，是造福居民的舉措。又認為既然符合公眾利益，任何時機推出都值得支持。這些民意，一樣應該受到重視。

我們常常希望政府管治有效，惠澤居民。其實，公眾以健康正面的心態來面對政策，是鼓勵政府做得更好的一大推動力。相反，若凡事過份敏感，太多憂慮，將好事講成壞事，施政每每受到阻撓，作為居民，只會淪為最大的輸家。

房策應聚焦於解決住屋而非置業問題

協助有需要的居民解決住屋問題，是政府房屋政策的主要目的，務求令居民“居有其所，安居樂業”。因此，一切有關公共房屋法例的訂定，理所當然就應該以“解決住屋問題”這個房策目的作為基礎。 

經立法會全體會議通過的《經屋法》於2011年開始生效。由於本澳缺乏土地資源，當時在立法過程中必須思考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令有限的經屋資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尤其應該最先照顧有實際住屋需要的居民。建基於這點精神，《經屋法》第十六條的內容就規定了經屋申請設有收入的上下限制。符合補充法規訂定的限額者，方有申請的資格。此舉是為了令有限的資源得以有效落實到有實際需求的居民之上，同時體現“解決住屋問題”的房策目的。 

政府有關部門近年鞠躬盡瘁，建成了公屋單位超過一萬九千個。然而數量再多，總是有個限制。試想像假如經屋申請不設收入上限，所有澳門居民，無論貧者富者都可以購買。那麼一些明明有能力購買私人樓宇的居民，可能受到經屋價格的吸引，加入經屋的輪候行列。於是部份單位勢將流向一些只有購買意欲，而無住屋需要的人之上。真正有需要的居民，機會反而被分薄，或者被延誤了上樓的時機。如果貧者富者的購買機會均等，有真正需要的人就得不到保障，試問政府如何向他們負責？經濟房屋亦失去了它的意義。 

經屋申請者收入設有上下限的條文，是在當年《經屋法》細則性表決時，獲得絕大部份的議員贊成而通過的。說明設立收入限制的理據，是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日前在施政方針辯論會議上，房屋局官員提供了一些近期經屋的上樓數據。除了永寧大廈和湖畔大廈有較高的入住率之外，其他經屋的入住率都不足五成，最低的甚至只得一成。入住率偏低的情況，反映一些有購買意欲而無入住迫切性的購買者已經存在於輪候隊伍，佔據了其他有實際需求人士的位置。既然如此，在現階段更加看不到有取消經屋收入上限的必要。

有人質疑澳門的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指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不見成效。事實是否如此，統計數字可以證明。現時居於自置物業的居民有八成之多，這個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成效。另一方面，截至2013年十月，本澳居民存款總額有四千三百六十多億元。對比2002年的九百七十億，十一年之間增加了三倍半。如此狀況之下，“澳門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之說又怎能夠成立？只不過可能連這些客觀數字，都會被主觀人士所質疑。但是最奇怪的是，日前運輸工務範疇的施政辯論會上，經屋供應成為了最熱門的議題。但對於真正協助貧困戶解決住屋困難的社屋供應問題，反而甚少有人提及。部份基層居民缺乏積蓄，不敢奢求置業，只望有片瓦遮頭，他們才是真正有住屋迫切需要的人群。但是議員最關心的，竟然只是有餘力買樓的人士，實在令人相當費解。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都不要忘記公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解決住屋問題，不是置業問題。公共資源必須首先向弱勢社群投放。因此，對社屋的建設，無論數量的增加或條件上的優化，也必須放在考慮的最前列。

《2014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摘要

擺脫依賴‧自我強化

博彩旅遊業興旺澳門十年，造就了現時的經濟優勢。有了這個基礎，只要澳門人願意力爭上游，特別是年青人肯努力上進，澳門的長遠發展應該是樂觀的。相反，假如年青人全面依賴著就業方面的保護政策而變得消極散漫，那麼所謂澳門未來的棟樑，還有甚麼承擔力可言？前人的辛苦建設，說不定終有一天會消失於無形。

澳門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2%左右，即使學歷不高，要找到一份工資還高過收入中位數的職業都不會太難，例如莊荷。因此在就業問題上，澳門人某程度上是幸運的。換了在其他經濟較弱的地方，只要學歷和知識稍低，很容易就成為待業的一群。於是，本地有些年青人認為這份幸運值得長久依靠。曾經有大量的中學生中途停學，為的就是投向莊荷這門高薪職業。支持莊荷職位應該百份百留給本地居民的人，似乎認為這種現象並無問題，實在令人費解。

近年社會很流行一個詞，叫作“向上流動”，人人對此趨之若鶩。但有部份年青人爭取向上流動，則用錯了方法。第一，為了揾快錢而輟學，是典型自我斷送向上流動機會的行為。第二，苦苦捍衛著基層的職位，不讓外僱去做。本來，莊荷收入較好，頗適合中壯年人士擔任，藉此尋求穩定的生活。可惜最近所見所聞，大批年青人要求政府作出政策的承諾，甚至要求政府立法規管。年紀輕輕本來正好爭取時間參與培訓，透過提升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加強自我的就業條件，但偏偏捨本逐末，眷戀著保護政策，而且越來越依賴。莊荷職位全部留給本地人，難免吸引到更多年青人入行。做得好當然有機會升職加薪，即是向上流動。但是職位的結構總是呈金字塔形態。換句話說，基層人數越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只會越少，結果就是弄巧反拙。

沒有一個行業能夠保証歷久不衰，博彩業長遠也一樣有風險。最近大批莊荷從業員不惜透過各種方式，高姿態要求政府立法禁入外僱莊荷，由此而得知，政策的保護對他們是多麼的重要！只顧眼前一時之利，是福是禍，不言而喻。有見及此，我建議年青人倒不如將態度轉為積極，從自己做起，爭取每個自我增值的機會，強化就業與生存的條件。就算將來要面對經濟逆境，承受能力都比別人大，機會也比別人多。澳門的長遠發展，畢竟不能夠集中依靠某一個行業的人力資源，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年青人今天努力尋求不同的出路，將來澳門的整體人資素質必然能夠提高，而繁榮的經濟，亦得以惠及下一代。

求穩定‧謀發展

澳門在2012年落實了政制發展的工作，本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和結構，就是由此而制定。因此在今天的會議席上，喜見一張張的新面孔，朝氣蓬勃。議員人數有所增加，意味著立法會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新舊議員濟濟一堂，定能為本屆議會帶來了一番新氣象。

在過去十數年間，澳門曾經經歷過GDP負增長的低迷困境，然後又走到今天市道興旺的時代。這段日子以來，無論景氣是好是壞，每屆立法會的商界議員人數比例，其實從來未曾少過。當中原因亦很容易理解，因為澳門的經濟起點本來就不高，但是政治及社會環境，卻是相對穩定。經濟和民生從來都是不能夠分割的，要令市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促進經濟的任務就應當放在最前列的位置。議會中的商界人士佔有一定高的比例，此狀況能夠維持這麼長的日子，說明了它的價值和認受性。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今日澳門的經濟真正取得了極大的進步。整體就業情況與居民收入中位數大為改善，失業率降至2%以下，收入中位數由回歸前的不足五千元，上升至去年的一萬一千多元。同時，政府也有充份條件改善民生，以及加強各種根源性、長期性的投資，例如基建、教育等。經濟好就會帶動民生，著力於經濟的籌劃，將可以成就實際的效益。本屆立法會的選舉結果，充分顯示居民追求穩定和持續發展的決心，也是居民心中所想。

儘管如此，仍有人擔心今屆立法會中，具商界背景的議員過多，會削弱了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功能。這種憂慮其實並無必要。商界議員是一種身份，監督政府是一種工作，兩者並無衝突。直選議員中有不少是份屬連任的商界人士，他們正是憑著過去在議會中的良好表現，才得到選民寄予信心而嬴得選票。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屆的商界議員來自不同的行業板塊。除了製造業、出入口、金融、建築、工程等傳統行業之外，又有博彩、旅遊、飲食、會展、零售服務、物流等產業。加上所涉及的各種周邊行業，正好配合澳門推動產業多元的長期目標。議員的代表性廣泛，各自出謀獻策，保障澳門的繁榮，再進一步改善民生，鞏固基礎，以迎接未來的發展。

        歸根究底，無論來自任何界別背景、透過任何一種方式產生，立法議員其實只有一種，就是為整個地區及居民創造福祉，以整體及長遠發展的目標來議政立法的人。抱著這種態度，努力服務澳門的每一位議員，都是值得肯定的。

莫讓缺德歪風染污澳門

在6月30日的遊行之後，有份參與遊行的立法議員，批評警方當日封鎖通往主教山道路的措施，令到巴士無法通行，影響巴士內的居民，是妨礙公眾利益的舉動。但另一方面，此人每次的遊行，到了接近政府總部時，都不肯依照警方的指示在行人路上行走。而事實上，該處的行人路就如馬路一樣的寬敞。此人無視政府總部對面同樣設有巴士站，如果在馬路上遊行，居民便無法上落車。難道影響了這條巴士線的搭客和住在附近的居民，就不算是妨礙公眾利益嗎？此人對別人嚴厲，對自己寛容，其處事之雙重標準，令人“歎為觀止”。

在當日的遊行，以及之後的主教山集會中，參與人士還有更加離譜的舉動。有人將一位官員的肖像放置在自製的祭壇上，部份人甚至面向祭壇鞠躬。中國人有根深蒂固的禮教傳統，對生死問題特別忌諱。在我們的社會裡，詛咒別人已經是缺德至極的行為，何況向著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拜祭，屬於最惡毒的一種詛咒和侮辱。不管這一位官員有做錯或無做錯，大錯還是小錯，無論如何也罪不致死吧？有無必要做得這麼過份？

很遺憾，帶頭詛咒的人，全部都是當今澳門的知識份子，當中包括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有時事評論員、有學校教師、還有大學教授。如果他們不是病態的心理扭曲，就是心腸歹毒。受過高等教育卻如此缺德，簡直就是讀枉書，浪費教育資源。至於多位不知所謂的教師，我為了一眾在他們教導之下的學子，感到非常痛心；為了聘用這群缺德者的學校，感到非常羞恥。須知道，教師乃學生的榜樣。老師行為不端，學生很容易有樣學樣。這群人的所為不配為人師表，令澳門整個教育界蒙羞。如此行為，實在非常可恥。

表達意見是合理的，遊行亦是合法的，但必須要注意採用的手法。澳門人一向善良厚道，我衷心希望這些為求出位不擇手段、無聊而損人利己的風氣停止蔓延，不要讓它污染了澳門的社會。